单位没食堂,鲁迅在京上班如何解决中午饭
日常生活中,大文豪也得识人间烟火,如果单位没食堂,一到中午,也得解决吃饭问题。那鲁迅在京时,是怎么解决工作午餐的呢?答案是:附近的小餐馆。跟今天的上班族别无二致。
在日记中,鲁迅多次提到“二荤铺”,清末民初夏仁虎在《旧京琐记》中说:“二荤铺者,率为平民果腹之地。”鲁迅曾与教育部同事王屏华、齐寿山、沈商耆“包饭”的海天春即“二荤铺”,月费5元,仅半个月,觉“肴膳日恶”,不再去,海天春退了2.5元。
鲁迅后与同事钱稻孙在西餐馆益锠号包饭,每周6天1.5元,4个月后也不再去,改“买馒头食之”,或去工作单位附近的和记小馆,也是“二荤铺”,且是最低一等的“切面铺”。
鲁迅不再“包饭”,原因未详。时舆论对官员吃西餐颇反感,《大公报》嘲讽:“一般政客多在八大胡同,番菜则一席万钱,雀牌则四翻满贯,日趋奢靡,美其名曰文明。”《申报》也称:“西餐大菜此往彼来,酒地花天,朝醺夕醉,可谓之饭桶。”
鲁迅爱去的“二荤铺”在饭馆中,属于比较低档的。据统计,直到1928年,北京仅有222家正式餐馆,注册资本1000元以上的“大馆子”26家,鲁迅大多没去过。26家注册资本超千元的“大馆子”,鲁迅只提过东兴楼、会贤堂(还误记成“集贤楼”)。1919年徐珂编纂的《增订实用老北京指南》中,推荐19家饭庄,均称堂,堂之下才是楼、居、春,鲁迅去过的同和居、南味斋、厚德福、醉琼林、致美斋等,均属中档、有特色的餐馆。
鲁迅不去高档饭馆,一方面和鲁迅不讲究吃喝有关。他留学时,同学称他“饭烂饭燥,菜咸菜淡,好好歹歹都不讲,有啥吃啥”。
据鲁迅的乡友许柏年回忆,1915年沈幼香(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)请客,鲁迅点菜时,只点了一个菠菜煎豆腐,鲁迅这么做,因“不愿主人多花钞”,且“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平日生活的俭朴”。
鲁迅夫人许广平在《鲁迅的写作和生活·许广平忆鲁迅精选》中提到鲁迅的生活习惯时也说:“放些葱,蛋是要炒得老的,照绍兴农家的吃法,这种蛋炒饭他最喜欢……”鲁迅最喜欢吃农家炒饭,与今人想象的“美食家”“民国吃货”等称号,反差很大。
除了饮食习惯,鲁迅不常去高档餐馆或许还和收入有关。在北京时,鲁迅的日子不算宽裕。在南京时,教育部员工皆月薪30元,到北京后升至60元。1913年2月,鲁迅的工资增至240元,但常遭拖欠。
1916年至1919年期间,教育部支付薪酬较稳定,所以鲁迅写东西不多,因“肚子一饱,应酬一少,便要关起门来,什么也不写了”。可从1920年8月起,欠薪频繁,鲁迅只好去大学兼课,靠写稿赚钱,但写小说出于爱好,《新青年》无稿费。1926年鲁迅离开教育部时,被欠薪9240元,这段时间,鲁迅65次借贷。
收入稳定时,鲁迅急于买房,借了高利贷,1920年底,周作人患肋膜炎,鲁迅再度找朋友借钱,可能导致鲁迅对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不满,认为她花销太大,终至兄弟失和。
据许广平回忆,鲁迅连最喜欢吃的糖,都想方设法省钱,“时常买一种三四角钱一磅的质地轻松的来吃。这种糖因为价钱低廉,淀粉多,不大甜,手碰它就好像碰着石灰一样”。
从这些史料来看,“舌尖上的鲁迅”,远没有“笔尖上的鲁迅”那么精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