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世界问候日,我们曾经是如何彼此问候的

来源:北京日报客户端原创新闻|14小时前


今天是世界问候日。如今,想起某位友人,拿出手机打几个字或在群里“@”一下对方,消息便送了出去。几十年前的北京,想要联系谁,可没这么简单。

1991年除夕夜,21岁的话务员柳治平匆匆吃完晚饭,告别一大家人,直奔工作单位——126寻呼台。长话大楼七层灯火通明,敲击键盘声和窗外的鞭炮声混成一片。“您好,××号为您服务。”“请您先呼10个,再呼6个。”有人一口气要呼16个人,还有人要给130个人拜年!特定数码组成的拜年寻呼通过电波传送到千家万户。零时40分,“祝福寻呼”渐入低潮,寻呼台共发出17681个节日祝福,平均每个话务员约1000个。

再往前,人们腰间还没挂上寻呼机,找人得靠胡同里管电话的大爷大妈。1959年,宫门口二条的马老太太家安了一部公用电话。早晨第一声电话铃响起,马老太太就开始了一天的送话任务:工厂找玉带胡同5号的一位工人赶紧去接班;有一家的媳妇生了三胞胎,医院来电叫家属去接;天坛医院的何大夫说晚上有工作不回家,嘱咐家人把报纸收好,别让孩子撕着玩。马老太太穿梭在胡同里挨家送话,一件件传达清楚。这时候,电话线伸进了胡同,可后面的一段路,还得靠两条腿。

1959年4月11日《北京晚报》4版。

北京公用传呼电话是1951年开办的,到1958年底,北京的公用电话发展到1200多台,像马老太太这样的公用传呼电话户有700多个,平均每3至4条胡同就有一台公用电话,提供回叫、留言、代办等服务;另外420多台公用电话设在邮电所和车站等公共场所。

这种胡同里的电话传呼有个“致命”缺陷——人一旦出了家门,消息就断了。时间上也受限制,大部分传呼电话的服务时间到晚上8点,部分延长到午夜,再晚了想联系,就得找有限的24小时传呼电话业务点了。

很快,无线通信来了。1985年9月,《北京晚报》预告北京将开放无线电公众寻呼通信,找人时拨通126服务台,告知机号和简要信息,被呼叫者随身携带的BB机便能接收讯息,发声、发光。

1985年9月25日《北京晚报》2版。

寻呼机的全称是“无线电寻呼接收机”,除了BB机,还有BP机、呼机等别称,北京人幽默,还管它叫“电蛐蛐儿”。寻呼机显示器上有12位代码,每一位可显示数字0到9及英文字母。被寻呼的人根据随身带的寻呼机“译码本”再译出信息内容,如:让你回家,去火车站接人或向某电话号码打电话等。双方也可以自定暗号。

1990年,126无线寻呼台度过自己5周岁的生日,已拥有3万多用户及1万多待装户。

《北京晚报》相关图文报道。

那时,要买个BP机挺费劲,先得登记排上队,再回家候着,没个一年半载别想取机子。复兴门无线局营业室门口形成了一个专吃BP机的“倒爷族”,一台BP机能炒到4000元。到了1996年,公园里锻炼的大爷也配上了寻呼机。康金城退休后买了把二胡,每天到公园自娱自乐,常忘了回家吃饭。有了BP机,到点老伴儿一呼他,他就收摊了。

随着BP机的普及,“有事呼我”成了人们的口头禅。可它必须配合电话使用的痼疾,也埋下了隐患。BP机一响,得满大街找电话回过去。若是单位的号,先寻思领导是不是有事找;要是家里的号,又怕家人有急事。

1988年3月,北京公众移动电话网试运行,人与人的联系迈入移动时代。初代模拟移动电话,也就是手机开始进入市民生活,北京人叫它“大哥大”。一部“大哥大”贵的要两万元,每月还有通信费和频率使用费,想买得带着大包小包的现金去复兴门。可即便这样,拿着钱还买不着,排队时间长时,要等上半年。最初的使用体验远谈不上美好。摩托罗拉的“大砖头”打上半个小时一块电池就耗光了,由于通话时断时续,人们常常得从楼里伸出脖子打电话。

北京刚流行“大哥大”时,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就买了一部。(图片使用AI扩展)

1994年5月1日开始,移动电话单机售价大幅下调,其中9900X型从2.15万元下调至1.5万元,9800X型从1.8万元下调至1.1万元,8900X型(含8800X、8980X)由1.44万元下调至9600元……这次调价,使北京地区“大哥大”部分单机售价首次跌破万元。

由于北京的“大哥大”用户翻番增长,原有的号码资源显得拥挤了。1994年夏,北京无线通信局移动电话号码由七位升为八位,可容纳号码扩至100万个。

1995年底,走在大街上,身携BP机的人随处可见,手持大哥大者也比比皆是。当时,全市近四分之一的家庭安上了住宅电话,每12个人即拥有一部BP机,“大哥大”拥有量为16万部,超过城市人口的1%。

1996年底,全市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8.9万户。

进入新世纪,通讯技术蓬勃发展,手机不再是奢侈品,北京人打电话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此后,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问候变得更加便捷,也更加丰富多彩。

数据来源: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